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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公布《华尔街日报》销量造假案详细调查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更新时间: 2019-07-22 09:34:59 人浏览

导读:

《华尔街日报》销量造假案系默多克旗下高管个人错误新浪传媒讯:据英国《卫报》10月12日报道,鲁珀特-默多克旗下一位负责欧洲事物的高级主管安德鲁-兰霍夫(AndrewLanghoff),因为涉及新闻集团王牌报纸《华尔街日报》的销量造假案而被调查询问;在接受调查之后,他便

  《华尔街日报》销量造假案系默多克旗下高管个人错误

  新浪传媒讯:据英国《卫报》10月12日报道,鲁珀特-默多克旗下一位负责欧洲事物的高级主管安德鲁-兰霍夫(Andrew Langhoff),因为涉及新闻集团王牌报纸《华尔街日报》的销量造假案而被调查询问;在接受调查之后,他便辞去了欧洲地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文章称,调查人员经过调查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华尔街日报》通过使用一些欧洲公司作为跳板,秘密提供资金给这些公司;然后大量以低价购买自己的报纸。他们通过采用这样的手法在报纸的销量上作假,从而误导读者和广告商们。这个畸形的计划甚至还具有正式的纸质合同,在这个合同的条例中规定,《华尔街日报》以发表各种宣传该公司活动的新闻为代价,而该公司则大量购买《华尔街日报》,双方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合作。这些运作导致《华尔街日报》的一些员工控诉称,报纸的这种经营行为违背了新闻记者应该坚持的职业道德;同时声称这些运作玷污了《华尔街日报》在新闻业界享有的良好声誉。

  《卫报》的调查人员通过查看内部邮件和相关文件,综合种种信息表明,这个造假运作是由安德鲁-兰霍夫(Andrew Langhoff)策划并发起的。兰霍夫是由《华尔街日报》母公司——即2007年被新闻集团收购的道-琼斯公司指派过来针对欧洲地区事物的总经理。在被调查之后,安德鲁-兰霍夫选择了辞职离开。

  他们在伦敦策划了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运作计划,主要涉及在欧盟、俄罗斯和非洲大量发行的《华尔街日报》欧洲版。而远在纽约总部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也被证明参与其中,其中甚至包括默多克的亲信赖斯-辛顿(Les Hinton)。

  通过《卫报》的调查,这个违规操作显然对报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在兰霍夫辞职时,他仅仅对报纸内容不道德操作的批评做出回应。在此之后,不论是他本人还是《华尔街日报》都没有再针对无论是关于销售量造假案,还是关于纽约的道-琼斯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在去年收到告密之后却不作为的问题做出更多解释。

  这个事件可能导致默多克集团的总公司,即新闻集团持股人对股价的担忧加剧;因为持股人害怕新闻集团会成为无视外界正常操作规则的无赖公司。在《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监听丑闻被曝光,以及新闻集团的下属子公司被诉讼坚定竞争对手电脑,偷窃对方的顾客信息之后,美国的一些持股人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法律手段,来攻击默多克家族。

  《华尔街日报》做出秘密购买自己报纸的决定是由一个很不寻常的方案所引起的,这个方案被称为“未来领导人计划”。该方案起始于2008年1月,一家欧洲公司主导发起创建一个针对未来可能成为领导人的大学生训练营;而就在那时《华尔街日报》就和这家公司进行了合作。《华尔街日报》在每期单独开辟一个版块来公布这些发起人名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这些人的知名度。而作为回报,这些发起人用低于正常价格5美分的价格购买《华尔街日报》。而购买的这些报纸被发给这些学生们。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发起者通过《华尔街日报》获得一个提高名望的途径;而《华尔街日报》增加了自己的销量,从这个角度看是各取所需。

  这个方案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这个发起活动的公司并不阅读他们购买的报纸,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份报纸;但是他们通过一个很大的降价比例购买了这些报纸。而这些被分发报纸的学生们可能读也可能不读这些报纸,没有一个学生需要为他们获得的这份报纸交钱。而根据销量审计局的规定,这个方案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情况导致,一直到2010年,41%的欧洲版《华尔街日报》销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获得的;这就占到了总数75,000份中的31,000份。

  但在2010年时,这个方案的运作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当时参与这个方案的最大发起者——一个叫做经营与管理教育合资公司(Executive Learning Partnership)威胁称要退出这个方案。ELP单独承担了《华尔街日报》欧洲销量的16%,该公司每天以每份1美分的价格购买12,000份报纸。这就意味着在《华尔街日报》为期259的发行日里,该公司只要花费31,080欧元(折合27,200英镑)就购买了3,100,000份报纸。但是,这家公司抱怨称他们的投资并没有获得足够的、与预期相匹配的回报。

  2010年4月9日,安德鲁-兰霍夫给ELP发送邮件表示,希望重新定制一个协议。在邮件中,他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给我们的合作增加一些新的筹码。”他提议说:“为了回馈ELP的宝贵服务,愿意提供一个良好的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机会”。在4月30日,ELP同意继续以相同的折扣价继续每天购买12,000份报纸。但是,这个新协议是通过增加一份新的、多达8页的附加条例之后才达成的,而这个附加条例也在《卫报》的调查中被曝光出来。

  这个附加条例包括了一系列的私下交易,包括:《华尔街日报》为ELP提供免费广告;作为交换,ELP为《华尔街日报》的管理层录制“领导人视频”;双方合作创建更多与ELP工作相关联的学习班和研讨会;而最关键的是,兰霍夫同意发表一份以ELP为主导,《华尔街日报》协助完成欧洲市场调查的“三期特别报告精简版”。

  这个协议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导致兰霍夫辞职的真正原因,这个协议的达成让《华尔街日报》在2010年10月14日使用一整版篇幅报道ELP主导的一个主题为“社交媒体在商业中的作用”的相关调查;还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ELP首席执行官的话。在进行这篇报道时,报方没有对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向读者进行任何说明和告知;无论这则报道只是《华尔街日报》和ELP一个协议造就的产物,还是ELP购买该报纸欧洲版销量16%这个事实。类似的,2011年3月14日发表的第二篇采访ELP高级合伙人Ann de Jaeger关于“公司会议室中女性角色”问题的报道中,他们也避而不谈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与ELP的协议持续引发了更多问题。一些《华尔街日报》工作人员抱怨,认为同意为帮助ELP做推广而编造故事是不符合行业道德的。在2010年7月12日,一名伦敦的经理人在邮件中写道:“这些协议中的一些条例并不适应公司的最佳选择、品牌准则以及公司政策”。另外一些人则警告,编写这些故事的调查的可靠性有待商榷。

  而在2010年秋季,ELP抱怨称《华尔街日报》没有认真执行协议上的所有要求。他们威胁说要拒绝支付本应该在9月末就支付的15,000欧元,这是从4月30日以来ELP就已形成的购买日报惯例。而对《华尔街日报》来说,如果ELP拒绝支付,那就意味着在不能公开他们当月的销售记录,否则销量表上将出现一个16%的陡降,而这将大大削弱读者们和广告商们的信心。[page]

  面临这种情况,兰霍夫只好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执行方案,秘密向ELP输送资金,并让其帮着购买已经答应购买的那批报纸。最后的结果是,《华尔街日报》使用自己的资金去购买自己出版的报纸。而正是这个方式的开始采用,才导致一些其他公司被牵涉进来;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参与一个造假案。

  在这些被牵扯进来的公司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家印度的科技公司——HCL。这个公司同意支付给《华尔街日报》16,000欧元,让其在2010年9月30日在伦敦的格罗夫纳酒店为他们举办一个特别活动。然后,兰霍夫就建议这家公司别把钱打给《华尔街日报》,而是将这笔钱的一部分支付给中间人——一家比利时出版公司,而这个中间人则负责将这笔钱交给ELP。

  根据《卫报》在2010年11月公开的涉及这笔交易的发票和邮件中显示,ELP给比利时这家叫做《银行与金融》(Banking and Finance)的杂志出版商开具了两张分别为2000欧元和6000欧元的发票。然后,这家比利时出版社给ELP汇款8000欧元;尽管ELP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货物或者服务以获得这笔钱。而根据支票上的信息,这家杂志付给ELP这笔资金;然后应该由《华尔街日报》于2010年11月在比利时的Bree镇和Schilde镇分别举办活动。但是,最后这家比利时杂志只收到了HCL支付的2000欧元;作为第二部分的6000欧元并没有被支付,此时的HCL已陷入了与《华尔街日报》的争端之中。而在2010年10月,为了让《华尔街日报》支付他们开始垫付的6000欧元,这家比利时出版社的总经理米歇尔-克罗姆莫克(Michel Klompmaker)特别作出了一份正式的书面说明。上面写道:“特此声明,我公司与ELP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邀请《华尔街日报》在Bree镇和Schilde镇举办峰会的合作计划;也不存在为此向ELP支付6000欧元的需求。我们只是答应《华尔街日报》的请求,作为《华尔街日报》、HCL以及ELP之间的一个付款中间环节。”

  在2010年11月26日来自安德鲁-兰霍夫的一封邮件中的表格表明,这笔钱通过了另外两个中间人付给ELP。在这个表格上还记录着兰霍夫通过一家叫做Think Media主营广告牌业务的公司向ELP支付15,000欧元。一张日期为2010年10月2日的发票显示,ELP开具这张面额为15000欧元的发票给Think Media。而后在一封10月20日的邮件中,Think Media向ELP支付了15,000欧元。根据《卫报》向Think Media公司展示一系列电话和邮件调查的结果表明,ELP并没有提供任何商品或者服务来获得这笔付款;但是,却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个交易是受《华尔街日报》的委托。然而,当《卫报》记者再尝试联系Think Media公司时,就被对方拒绝接听。

  同样还有一份表格表明,兰霍夫希望通过另一家比利时科技公司Nayan向ELP输送另外一笔2000欧元的款项;仍然是以《华尔街日报》举办活动的名义。Nayan公司向《卫报》承认,他们在2010年10月给ELP公司支付了2000欧元。这家公司还说,他们理解成《华尔街日报》欠ELP2000欧元;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为这次《华尔街日报》举办的活动投入了一些工作,所以Nayan支付这笔钱是作为发起活动的启动资金。这次活动《华尔街日报》方面的指导人员称,Nayan是被报方误导了;而事实上,ELP并没有为获得这笔支付款提供任何服务。

  当这些地下交易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来自《华尔街日报》欧洲公司的告密者联系了位于纽约的道-琼斯公司管理人员,并警告他们说在欧洲公司存在着销售量造假,同时还提及了那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推广ELP公司、极易引起争议的协议。《卫报》曝光这封邮件意味着,位于纽约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当时就已经获悉了告密者的告密;而到目前为止,当时了解情况的最高管理层人物就是道-琼斯公司的总裁赖斯-辛顿。同时,还有一些证据隐晦的指向鲁珀特-默多克本人。但是,辛顿在7月爆发的《世界新闻报》电话监听丑闻之后就已辞职。

  这封邮件表明,道-琼斯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乔治亚-翟恩格兰迪(Gregory Giangrande)10月14日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上,告密者向道-琼斯公司来自纽约的法律顾问汤姆-马希尔(Tom Maher),以及道-琼斯公司欧洲部部门人事经理卡罗尔-波萨克(Carol Bosack)陈述了《华尔街日报》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

  但会后,波萨克给告密者发了一封邮件,里面写道:“我们希望你能够将这些细节,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立场作为商业秘密保管起来,不要和任何内部或外部的人员交流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只在你、我、安德鲁以及内部审计人员与公司司法人员之间被了解。”在这个告密事件之后,公司并没有采取刻意针对这个告密者的动作。但是,这个曾经为道-琼斯公司工作了九年的告密人员却在今年1月时申请辞职。

  而根据可靠消息,由于《卫报》最近对涉及本案《华尔街日报》曾经的员工,以及涉及本案的公司进行调查,引起了道-琼斯公司的混乱与恐慌,而这个局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安德鲁-兰霍夫的辞职。

  《华尔街日报》报道证实了兰霍夫的辞职,文中引用了兰霍夫给人事部门写的一封邮件内容;在该邮件中,他谈到了与“发表ELP公司的相关报道”事件牵涉的一些合同。文章是这样写的:“因为这些合同可能会让大家产生我们之间的商业关系可能影响到正常新闻报道的印象,作为一个具有监管职责的出版者,我相信我的辞职是众望所归的。”而对开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的两篇报道,《华尔街日报》最新补充了一份免责声明,告知读者他们写作的根本原因是由于ELP和《华尔街日报》发行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

  当被问及在《华尔街日报》和ELP之间通过多重中间人进行支付的问题,ELP董事长尼克-范-海克(Nick van Heck)解释说,这是公司的一个政策,而制定这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不让公众对他们之间的合同存在疑问和讨论。之后他补充道:“我相信我的每个员工都十分了解这个欧洲规定,并且对这个规定在审核方面的严格性上有深刻的认识。我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报道称,道-琼斯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公司方面已经对涉及该运作的所有疑问,以及2010年末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初步调查。声明说:“这个销售计划,以及向ELP公司销售报纸的操作是合法的、合适的,这份协议在签署之前已经通过英国发行审计局进行了审核备份;在与ELP公司合作过程中的所有销售环节和安排都是符合规定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ELP公司只是为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服务做出补偿;不管怎样,我们对这些项目,以及他们安排的方式一直都觉得不是很满意。我们也在2011年1月对在这一事件中应该对协议承担责任的某些管理人员做出了开除决定。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已经不再与这些曾经雇员的行为,以及这些直接牵涉到协议中的第三方人员存在关系;但是,我们始终坚信我们的这些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些合同并不是糟糕运作的表现。而且直到上周,我们公司才充分认识到这些新闻来源在关系方面的细节;而在那之后,我们就立刻采取了补救行动。”(斯年)[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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